众所周知，从20世纪40、50年代的梅西会议发展起来的一阶控制论主要关注人类、动物和机械系统的稳态、反馈回路以及控制机制。这一早期阶段的一个核心人物是诺伯特·维纳，正如皮特·盖里森所指出的，维纳的研究包括为国防部工作，并深入参与战争计划和实施。对于像盖里森这样的历史学家或者像唐纳·哈拉维这样的批评家而言，这段历史使得控制论与军工混合体产生了一种有毒的联系，这在哈拉维于1995年的描述中尤为明显，她把控制论描述为一种技术成瘾，“技术和流行文化……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把所有的事物都注入了控制论。”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詹姆斯·洛夫洛克改变了这些内涵的主旨，他利用一阶控制论论证地球本身是一个稳态实体，活的有机体与环境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单一的自我调节系统。当洛夫洛克随后与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合作时，她在生物共生方面的研究扩大了这一论点，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微生物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即使微生物本身也被环境所改变。

在布鲁斯·克拉克仔细追溯的谱系中，马古利斯开始意识到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在自创生方面的工作，此后她开始采用“自创生盖亚”一词。与一阶控制论相比，这几乎完全是一个生物概念；机器似乎已经从这幅图景中消失了（除了马古利斯与多里昂·萨根合著的一篇关于机器进化的短论文）。克拉克则认为，盖亚理论应该被恰当地定位在新控制论系统理论中，该理论侧重于递归性、再入以及观察者必须包含在被观察对象中。然而，控制论从稳态转向自创生这一历史偶然留下了沉重的概念债务，这源于马图拉纳 和瓦雷拉定义认知的方式，这基本上将认知与作为自我创造、自我组织和自我构建的自创生的生命过程混为一谈。这使得将机器重新引入图景中变得困难，因为所有机器都是异生（也就是说，不能自我制造和自我维护）。

这次演讲最后将将提供一种思考认知的替代方式，该方式能够建立一个综合框架来理解我们目前的技术共生状况，随着人类和非人类与计算媒体的深度整合，技术共生强化和推动了生物共生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