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演讲中，我将严肃地对待“21世纪的控制论”这一说法。这一说法暗含着一种悖论，因为“控制论”这个能指——更糟糕的是，“赛博”这个前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废除并且显得过时了。然而，这种说法也可能假设我们正生活在控制论的“第三阶段”，它与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控制论不同，更别说名字了。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控制论学家所设想的人造物如今已经大规模地在社会上应用了。“机器学习的浪潮”便是一例，它正是基于控制论学家的神经连接模型；但它也与信息技术已经离开互联网，而用于新兴工业部门，如机器人、运输、物流等等现实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维纳在1948 年将自动化工厂描述为“具有感觉器官、效应器和自感器的完整动物”与自动驾驶汽车或亚马逊机器人仓库等技术物之间的相似度是惊人的。

然而这种“未说明”的控制论回归中有趣的是时代的不和谐。自战后不久以来，科学和技术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从被战争国有化的科学体制（控制论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本身视作这种模式的反面），转变为大部分由大公司私有化和引导的科技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趣的是，回顾一阶控制论并重新审视他们的论点，而不是将它们作为被遗忘的话语资源原封不动地呈现在当下，而是衡量将我们和它们之间的鸿沟。

这种“回归控制论”有双重意趣。第一种存在于哲学的范畴。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把控制论视作原子时代的形而上学的著名说法。然而，事实上，控制论的一大特点是生产哲学话语。控制论事宜一种特定的科学风格为特点的，不仅广泛地跨越了从数学到工程科学，到心理学、生命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也引发了对技术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哲学反思。这种“自发哲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于控制论内部关于信息本质的争论。控制论学家将信息的符号维度相对化，以支持另一种我称之为“信号”而不是“代码”的概念，它作为“物理术语”返回到信息。

如今，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信息唯物主义也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回归控制论”的第二个兴趣点。在维纳的作品中，这些关于信息本质的本体论讨论与关于控制论所推动的新技术影响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一种转换。因此，我希望呈现的正是这种联系——信息的本体论和政治——与当代形势之间的对峙。

在这次演讲中，我将从对早期控制论的历史回顾开始，以定位该运动并评估其成败。然后，我将专门回到将信息阐释为一个理论术语的问题，重点讨论在第七届梅西会议期间对模拟/数字去个的讨论。最后，我将介绍和讨论一份摘自维纳著作的信息政治准则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