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的历史是一段跨文化、跨政治以及跨边界的故事。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创造了一种新的、“普世的”语言，我称之为“赛博语言”（cyberspeak），它将不同的人机隐喻都综合了起来。控制论跨越计算、信息论、控制理论、神经生理学和社会学等各种学科，将生物体、控制、通信设备以及人类社会描述为相同的控制论术语——信息、反馈和控制。

穿越大西洋到欧洲，再到苏联，控制论多次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它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作为设计尖端武器的工具、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设计智能机器的方法、描述人脑功能的模型、跨学科的媒介，或是用官方的数学和计算模型来改革大范围的生命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装置工具。控制论有时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信息，有时又被表现为所谓的政治中立。每次控制论跨越新的文化、政治或学科边界时，它的内涵都会受到质疑，新的内涵也会被增加。

控制论运动的普世主义者希望其在地化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设计能够执行某些人类认知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即人工智能(AI)。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都相信，存在一个普遍的、普世的、非历史的人类思想机器。然而，由于这些科学家本身都有不同都文化背景，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对于人类思想的特定的文化直觉，这些科学家所谓的普世类型的“人类”，其实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

在苏联和美国所实施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隐喻，反映了两者的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刻板印象：生活是一个迷宫——一个我们必须在其中找到正确道路的迷宫，成为了美国版人工智能的核心隐喻。对于苏联的人工智能专家而言，决策的核心隐喻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迷宫中找到的，而像是蝴蝶的飞行，通过随机的气流绘制其飞行轨迹。当试图去抓住普世性，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正是来自于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