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召集下，大家来到了深圳一家科技企业的会议室，与企业方的接洽团队对面而坐。艺术家们似乎未曾料到会议室肃穆的气氛，但这短暂的拘束并未影响后续坦诚的交流。在双方揭露自身的诉求后，出现了一种戏剧性的对立：企业方希望能够通过艺术来修饰自己的形象，而艺术家们显然不认同这种将当代艺术等同于产品设计和品牌包装的看法，认为合作的前提是在保证创作自由性和批判性的同时，给予艺术家足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具体地说，前者试图将艺术工具化，并由此为科技产品附加文化价值，后者则预设或者至少暗中希望前者能够蜕变为艺术机构慷慨、富有的技术和资金提供方。当然，这并不是单向的给予，作为回报，成为资助方的企业最后将以低廉的价格换取象征资本——毕竟与投资大型公益事业相比，委任年轻艺术家创作的成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对深谙西方艺术制度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这种互惠关系似乎早已成为了一种常识。不少与会者或目睹或参与了当下美国科技企业和当代艺术联姻的热潮。在这股潮流中，科技企业与当代艺术的合作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和专业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的艺术与科技实验室，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整合了SpaceX、YouTube以及现代集团等科技巨头的资源，不但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设备与资金上的支持，也为他们与技术专家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而科技企业与艺术家的联合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这两者之间就掀起了一股合作的热潮。太空竞赛的压力激发了美国国内对军工产业创新的需求，而恰好西方传统将艺术家视为创造力的化身，再加上企业的雇佣制度得到了简化，这些都为科技企业与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像IBM、贝尔实验室和惠普等巨头纷纷物色并且资助新时代“毕加索”，并将最先进的设备提供给艺术家进行创作 ¹ 。比如，在倾尽全力研制出当时最先进的大型计算机System/360后不久，IBM就在1966年将其提供给了动画艺术家约翰·惠特尼（John Whitney），让他探索计算机制作矢量图形的可能性。而最后惠特尼也不负众望，与工程师一起为System/360开发出了一套能够制作有声矢量动画的系统 ² 。

如果只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技术与艺术在哲学和认识论上的同源性，那么我们并没有办法解释开头的科技企业会议室中企业方和艺术家之间的分歧。无论对古希腊还是中国传统来说，技术和艺术之间都不是分裂的。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和梁启超甚至也多次强调美育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和美学之间的互补性 ^{3 4} 。但到了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两者开始渐行渐远。继承于苏联的文理分科制度以及重理轻文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科学与艺术在观念上的对立，而在前者成为了社会发展重心的同时，后者几乎只被赋予了宣传的功能。直至今天，文理对立、重理轻文的意识不仅仅植根于科技公司，在当代艺术界努力出圈，通过跨界合作推陈出新之时，似乎也往往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如果艺术家们仅仅将与科技公司的合作理解为一种象征资本的交换关系，那么在本质上依然只是把艺术视为一种宣传的工具。而在这次的交流中，艺术家对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强调也似乎暗含着一丝对这种不公地位的报复。

要摆脱这种困境，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要立刻彻底扭转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当下来说，更为实际可行的第一步是先在本土的语境下，为科学与艺术想象出更为多元的互惠关系。当然，这也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除了在借鉴西方经验时需要避免陷入自我文化殖民的陷阱之外，我们还面临着相关本土历史和经验的匮乏。就算是极力推崇美学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也只停留于将艺术视作审美和道德层面上对科学的补充：蔡元培在强调科学和艺术同样重要的同时，认为“美术的兴趣”能够为科学工作者指明人生价值，然而这种理解依然是二元论的，近年来反思重理轻文的体制内学者也并没有能够超越这种立场 ⁵ 。在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界，无论接纳新技术作为创作手段，或是聚焦于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艺术家也往往只是被动地受惠于技术的发展。参与者好像普遍没有意识到，科学创新同样也可以受惠于艺术。唐・伊德（Don Ihde）以暗箱的发展为例，解释了艺术如何“创造”了现代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绘画的辅助工具，暗箱的发展源自于艺术上的需求，但正是暗箱对天文学和几何学贡献，为现代科学铺平了道路 ⁶ 。

当然，我们可以回归蔡元培的美育观，再次呼吁艺术对科学进行伦理上的引导，将其重构成一种富有见地的理想。但是我们也应该思考，如果不首先弥补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裂痕，直接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会不会最后反而加深两者的对立？会不会导致艺术实践越来越走向否定的批判，而科技企业仍然无动于衷地将前者视为宣传工具，并最终反而加固了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许，就如暗箱的历史所启示的那样，在实践高尚的理想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科学与艺术本来就能够成为不分彼此的创造主体，并由此为两者想象新的亲缘，想象在本土的语境下，艺术工作者如何作为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如何作为艺术工作者，科学和艺术如何相互协作解决问题，如何共同创造与生产知识，而技术物又如何参与这个过程。虽然这些亲缘并不旨在颠覆既有的关系，也不会诞生于所有的地方，但是就如雨后长出的菌类般，这些亲缘与整体的社会生态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总会有场所能够滋养它们生长。而唯有如此，才能为弥补科技与艺术之间的裂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