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在1957年落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之后历经四次迁址，固定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在广交会之前，最早的交易会是1951年广州举行的华南土特产博览会。当时在十三行边上建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博览会建筑，其原址也接着在1955、1956年举行了另几场贸易博览会。和改革开放初期，蛇口工业区交由当时仍在香港的招商局办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广州举行的这些贸易博览会中，香港中华总商会以及港商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广交会成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路径依赖：中华总商会持续为官方的广交会代发香港地区的邀请函 ¹ 。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解疆域化，广交会在这15年来对于实质贸易的重要性持续在下滑² 。尽管如此，在近年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叙事中，广交会作为官方历史画题材越显重要。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可替代的一项基础设施，目的是突破冷战的贸易封锁。在当时的环境下，要调动相应的服务——出租车、涉外酒店供餐服务、跨国通讯和金融设施、违约率管控——多数并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也因此必然有赖务实的政策。在没有档案的情况下，只能参考周恩来针对广交会的几次谈话看出政策的灵活调整。对广州本地居民而言，广交会意味着一系列“涉外”的文化记忆：博览会场馆，广州火车站，涉外宾馆，出租车，涉外服务，翻译人才，中西合璧的园林。尽管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Marc Auge）将宾馆、火车站、大型商场等空间体验形容是“非地方”，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广州，这些贸易基础设施带给市民的体验是某种文化记忆，塑造了城市景观和记忆的特质——这些基础设施若可能称得上是“非地方”，那也是对于他方的开放想象，而非平滑抽象的功能主义空间。这点特别体现在这些设施的社会主义建筑语言，往往和社会主义中国在亚非拉的援建项目相呼应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