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联网公司的码农，到滴滴、美团等平台的自雇佣劳动者，再到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网红主播们，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扩展，数字劳工的形象愈发具体，也越来越难和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建立关联。与此同时，产业升级与随之而来的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一再将劳动者拖入“机器取代人”的恐惧阴霾之中。自动化无法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则创造出了“幽灵劳工”。他们是人工智能背后的数据标记工，是在全球南方的屏幕后面操作全球北方“全知全能”机器人的隐形人。技术在全球不平等面前，全然没有了“加速”的动力，毕竟“走完最后一里路”的成本对于投资方而言远高于在全球南方雇佣那些不被看见的廉价劳动力。

同样没有随着技术发展而减少劳动剥削的是互联网等高新产业。腾讯等大厂传出劝退 35+员工的消息的同时，996工时正悄然得到立法保障。特区成立40年，共和国的“私生子”深圳又得到了一份大礼——“指导深圳市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指导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做变通规定或调整使用的事宜”（广东省司法厅在《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20200848号提案答复的涵》，2020年7月17日发布）。资本在这个高新技术试验田不断进行着跳脱束缚的新实验，在这个背景下，深圳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如果互联网公司的“996”作风合法化，“007”也不再遥远，程序两端的码农和劳工都将被数字产业的资本逼入过劳的死角。

平台资本主义打着“共享经济”旗号，却将劳动者都转变为无合同无保障、自我剥削的零工经济从业者；而那些如YouTube、Pornhub、Bilibili、抖音、快手等消弭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边界的UGC（用户生成内容）平台仿佛制造出一种扁平化合作经济的想象，却悄无声息地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数字劳工——你在消费（会员制/广告流量……）的同时，也在提供免费劳动力，在24/7无休止的双重剥削中，平台坐享其成。20世纪种种乌托邦理想在本世纪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下诞出了一个又一个怪胎。

劳动形态乃至人的身体在已然到来的赛博世界中被随意打散和拼接，形同零件。数字劳工的进行时是资本主义新的道成肉身，借助技术过载成为新的宗教。数字“异托邦”的时代，异化劳动与消费将把我们共同拖入彻底无产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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