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船也看成湾区建筑的一种。与前两种（见词条“湾区建筑”）相比，船舶虽然在尺度上小太多，但却由其流动性和复制性使得湾区得以成为一个历史-地理枢纽。耆英，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出身。终身为官，却不幸地以《南京条约》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条约的清廷签署代表成为盖棺前最后的形象。“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等国际法概念也在后来逐渐被中国人所知，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基石。“耆英号” 属典型的福船样式，这种特点为三桅、尖头、“高大如楼，底尖上阔”的木帆船本是南中国海近海贸易的众多平淡无奇的船舶类型之一。但英国船长秘密地买下它后（并以“耆英”为其命名），带着12位英国水手、30位广东水手及这位满大人的名字于1846年底从香港出发，一路乘风破浪，直至数年后在英国被拆解。船于纽约和伦敦先后停靠期间，在当地均造成极大轰动，如此庞大的东方物件越洋而来尚属首次。在码头，中国木帆船成了一个临时展馆，它本身也是展品，市民花钱排队上船参观。似乎船上就是广州，船上就是中国（当时的《泰晤士报》如此评价: "one step across the entrance, and you are in the Chinese world; you have quitted the Thames for the vicinity of Canton" ）。不夸张地说，如同这艘船携带的信息，珠江口洋面完全是同时期马克思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空间依托。在他一系列涉华写作中，英国人所打造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及与中华帝国的不少冲突都围绕着有名有姓的船只开展。19世纪的船是海洋资本主义朝圣者执行其历史使命的道具，它是山形水势和人群之间关键的交换机，它的航迹是湾区最终得以收束并赋形的历史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