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细菌理论出现之前，东西方都流行着瘴气的传说：当空气流通减缓时，邪恶致命的瘴气便会滋生。瘴气被看作是空气和环境本身的产物。水、土壤、生物体，都可能带着无法觉察的瘴气。在欧洲人看来，相对于落后的亚洲人，他们在进化谱系上更远离原始的自然环境，也就最缺乏对瘴气的抵抗力。气候驯化的目的，就是通过现代化、西方思维、文明开化的行为，以及公共卫生的管理，来控制环境。当然，控制环境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在气候面前更加脆弱的欧洲人。

在地形陡峭的香港岛，为了更好的阳光和通风条件，欧洲人将自己的居住区建立在了远离海港和土壤的半山。最有权势的欧洲人占据了山顶。而拥挤混乱、缺乏规划的山脚港口一带，则留给了“习惯了拥挤空间”、“对瘟疫免疫”的华人。19世纪60年代港岛的大规模造林标志着殖民者控制环境的开端。从半山区开始，大批的数目和树荫出现，许多公园的建设也被纳入计划中。1871年，香港动植物公园开放。这是一个供西方居民散步以及参加夏日音乐会的公共休闲区域。但这里只为欧洲人开放。

对瘴气的恐惧在1894年的鼠疫中彻底爆发。根据英国本土的做法，香港全境颁布了防疫条例，而在此之前这一条例并不包括华人社区。英国殖民者在发现情况开始恶化之时，就派警察和军人强制隔离鼠疫患者，对曾染上疫症的居民进行清洗，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了华人的反对和不合作。其中在疫病传染最为严重的太平山街一带，土地被政府通过紧急条例收回，房屋最终被全部拆除，约7000名居民全部被迁出，更增加华人的不满。与此同时，华人的“落后”生活习惯，而非更复杂的疫情传播网络，被认为是鼠疫爆发的最大原因。而这场鼠疫从爆发到平息过程也最终确立了西医在香港的绝对权威地位。

文字摘自《瘴气、植物、外销画-殖民史中粤港的空间与自然》（此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