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可以有两种指向，第一，它指的是制造一种材料和造型与原型高度相似的物件，尽管其功能、意义偏离或错位于原生社会语境；第二，它制造一种功能或意义与原型高度相近的物件，尽管其材料或造型构成与原型有所出入。佛山“罗浮宫”，也就是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属于前者。它物化了城市经营者和开发商共同营造的“国际化高级定制家具”的想象，但没人会认为它和真的卢浮宫有什么关联。而“罗浮宫”里的家具，以及深圳华强北电子商城里的3C数码产品则大多属于后者。昔日里，无数使用者希望花小钱来获得像是“意大利高奢家具” 、“苹果” 用户所拥有的功能和光鲜。而在经济下行的今天，都市中产寄则希望于这些“大牌平替“来维持既往的生活质量。

对于山寨品的生产者来说，无论是原型物件的技术逻辑，还是它们在原生社会语境中的符号意义都可以被一笔勾销。山寨对于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有着更为具体、切肤的意义。比如，对于大芬村的技师们来说，他们“创作”的复原装饰画曾经出自梵高，塞尚抑或安迪·沃霍尔之手。但它们也不过是另一种会被销往西方市场，被遥远地带的陌生人悬挂在家中的商品。不计其数的“山寨物”为珠三角数百万打工族带来生计，也成为为个体和家庭带来希望或挫败感的实在之物。

与此同时，在从事一个个“山寨“项目时，无数的“一万小时定律”也构建了生产者的身体：堪比机器的眼力、身体动作以及动作序列都成了他们的肌肉记忆。每组肢体动作又可以被管理者根据生产线的需求细分成小类，变成统计效率和薪资的指标。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工人一小时需要轧制一万个iPad的铝制外壳，而一个女工每班（十二小时）要为3000个iPad外壳清除毛刺。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更新，这些劳动者工作过的原始生产线被不断迭代，他们居住过的城中村被清除或者整治，山寨物则是他们生活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不多的痕迹。因此，即便忒修斯之船船身上的每一块木头都被换掉了，但它对于修船匠来说，那仍旧是同一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