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2012-2020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作为诺贝尔奖历史上从发明到获奖时间最短的技术，是技术加速主义的经典案例，并引发了众多维度的批判和思考。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CRISPR/Cas9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它将和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成为最为基础和日常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它和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和精准医学一起，将开启人在分子层面进行日常性的自我修改（self-modification）的时代。

其次，从伦理角度来说，2018年所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¹ 已经提前开启了预警系统，督促着法律、社会治理以及科学普及系统（此事件激发了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对于科普前所未有的热情）的同步更新和自我监督。社会舆论的回馈也非常及时，例如《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Heritable Human Genome Editing, 2020）已经成书，作为全球科学共同体对于这一事件的有效回应。

更为深刻的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一种新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开启，未来所谈论的身份不仅仅是外在的生理和政治特性：肤色、性别、国族，而是深入到关于某个特定基因的权利和隐私。另外，也许一种真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将由此产生，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 )在《后人类》（The Posthuman）中所写，“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² 。这种“普遍生命力”，是一种将先前隔离开的物种、范畴和领域重新连接的横向力。这种论述不再仅仅是一种基于浪漫想像的平等主义，而基因编辑技术正是对“后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