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们提起中国时，她想到的是其久远历史，你想到的却是先进技术，站在不同的发声位置，人们定位当代中国角度也各不相同。尽管多数关于中华未来主义的想象围绕在拥有先进技术的当代中国，不过，提出这个词汇的艺术家陆明龙则强调：这个新造词汇指的是人工智能社会的范式，由当代中国对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和跨国物流的无条件接受而引发。陆明龙也引用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反驳人工智能的“中文房间”思想实验，形容这种范式的运作。其方向依据数据积累和计算，而非思维，更难以亲近。

陆明龙的中华未来主义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它描绘物流学治理的样貌，体现的是全球症状，并不仅仅讲述单一国家。除了对技术社会的观察，中华未来主义尝试提出的欲望空间则涉及一则特殊的文化策略。这要回到上个世纪下半叶，爵士乐手Sun Ra以及科幻小说家Octavia E. Butler一整代非洲未来主义发展出的“以外星为根”（xenogenesis）的叙述模式。这个经典策略打开了一个文化空间：种族他者可以直接无视某种普遍主义史观，并占有想象未来的权力。在2010年代，海湾未来主义和中华未来主义尽管依照类似于上述的离散文化（diaspora culture）叙述范式相继提出。不过，比起前者源于实际发生的文化运动，后两者更像是按照前者的幽灵轮廓做的再制，更注重的是主流文化对一个加速发展中的区域产生的认识论偏见，但并不说明我们还有任何其他选择——这让它更像是某种“舞池-美术馆”体系中的文化。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华未来主义者如何在一方面内化了“中文难以理解”（inscrutable Chinese）的历史歧视，同时却在视觉形象上表达对简体汉字的热爱，甚至拥抱主流的英语商务文化中对汉字的简单理解——危机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往好处想，中华未来主义更像是舞池中的混响（dubbing），一种观念电子乐（conceptronica）的集体写作，这种写作以未来学（futurology）为视角，并视潜能（potential）为重要参数，对后来的协作者去进一步塑造形象的空间保留一种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