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个为期十年的项目，题为“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综合研究”（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该项目将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的共同遗产，以整合欧亚大陆人文交流的跨国研究。这个项目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主要基于现代地理学奠基者、德国地理学家弗莱厄尔·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的，连接西汉和罗马帝国的、犬牙交错的陆上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概念。1868年9月乘坐蒸汽船到达上海的李希霍芬，怀抱着勘探中国内陆煤矿资源的冀望，在其后的四年内七次穿越戈壁，在他以内亚为中心的地理版图上，中国、地中海世界以至于印度次大陆，都是欧亚大陆的边陲。李希霍芬也知晓贯穿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香料贸易路线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当时的奥匈帝国来说，海洋并不是帝国资源争夺的重点。

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2007年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详述了十六世纪之前亚洲海域的航海和贸易活动，将东海、南海、苏禄海、爪哇、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至东非的漫长海岸线及海洋世界进一步原住民化。这一时期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体量有限，直到大航海时代，美洲白银被西班牙殖民者开采并运至亚洲（主要是中国），亚洲的物产才被作为奢侈品大规模贩卖到世界各地。那些更习惯于地中海航行的欧洲人，在刚刚到达这片海域的时候，往往需要依赖当地水手的航海技术和知识。季风是最重要的，在看不见北极星的海域，水手通过识别云的形态和水纹，观察海平面和岛屿附近鸟类和动物的行为来航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前现代王权，对于疆域的概念也与主权国家大为不同，来自不同区域的水手、商人和渔民在开放的海域上航行和捕捞，并与不同的群体进行协商和交易。

乘着后殖民解构的东风，“海上丝绸之路”在二十一世纪获得了国家建构、政治化乃至美学化的动能，例如2013年中国提出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2014年印度发起的“季风计划”，形形色色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历史遗址也被建立起来。反之，“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被想象为不同世界的交织，这里有朝贡体系、帝国贸易、当代全球化和差异化的信仰体系；昆仑奴、波斯人、海盗、水手、难民和船民；阿拉伯语、梵语、马来语和各种洋泾浜语；港口、岛屿、船舶、热带风土和种植园；香料、海产、丝绸、陶瓷、矿产和鸦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