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美国加州、澳洲维多利亚等地出现“金山”之前，西婆罗洲的金湖已经吸引了华南劳动力出洋谋利。在此地，天朝的弃民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做“公司”的独特社会科技，这是一种集劳务合作和利润共享为一体的淘金团体，不同的公司偶尔也要为水力和沉淀物相互械斗， 甚至是挑战尚未称霸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公班衙”）。

在这大清的治外之地，银才是最有权威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单位。金仅是一种商品，被塞进信封盖上公司印章（“三条沟”、“大港”、“兰芳”等）以保证纯度——这样金才可以换银或者其他的金属。公司是进口劳动力的机器，将劳动力转化成金，再交换为银。

其中一个淘金者是乾隆时期出生的梅县客家穷秀才罗芳伯，兰芳公司创始人，他后来被神化为企业家、共和主义者，殖民者等等矛盾的身份。他倒没有自我编织这些神话，但留下了一首《金山赋》。它挪用怀乡的措辞去撰写跨语言的淘金过程与跨域/语的器具：“由郎漾荡于胸中，乍分还合；刮子婆娑于水底，欲去仍留。”

“由郎” (马来语:dulang)，指淘金用的浅底宽口木头或者金属器皿，站在金湖里盛满污水有节奏地旋流它可以把沙子甩出去，留下沉重的金粒。像罗芳伯这样定居于婆罗洲的客家与潮州男丁都与当地的达雅克人通婚，形成了一个由种族、性别、和籍贯分层的土生社会（他们的子孙被称为“半唐番”，不许于公司任职）。然而，在今天的西婆罗洲文化，再也找不到可以区分华人、达雅克、马来等不同民族成分的“由郎”。

印尼自媒体里每日充斥着关于中国非法移民的传闻。然而，近几年涌向全世界各地的主要不是中国劳动力而是中国资本，尤其在疫情期，抱着新时代淘金梦的华人劳工无法自由迁徙，资本却畅通无阻，这种有国家背书的扩张和清朝的南来偷渡无法相比。“由郎”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资本主义的多元和多源，它并不只有西方一个源头，而是一股由不同文化传统支流汇集而成的洪水。

（翻译：冯骏原）